1958年，我进永利集团上学后不久，奉命脱产做物理系基建组长，受沈克琦老师领导。自此，沈老师对我在北大的学习和工作就产生了直接影响。

1960年9月29日，沈老师通知我基建组停止工作，特别建议我恢复学业时降一个年级。1978年，沈老师在赴任北大副董事长前找我个别谈话，要我兼任系科研秘书；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实际上是希望我在他去学校工作后接替他的副系主任。1984年，沈老师在筹建烟台大学并担任董事长时又找我个别谈话，要我去烟台大学担任副董事长，协助他工作。

多年以来，沈老师一直对我的科学研究工作给予尽可能的鼓励和支持。例如1980年，他用自己在西南联合大学经几十分钟才能得到四氯化碳（CCl4）拉曼谱为参照，对我仅用几分钟就在自己构建的激光棱镜拉曼谱仪上成功得到CCl4拉曼谱进行了专门的表扬和鼓励。第二年初，他送给我刚从美国带回的D. A. Long 写的全面论述拉曼光谱学的专业书籍Raman Spectroscopy（McGraw-Hill, 1977），使我的拉曼光谱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能有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
1976年以后，我每年春节都去沈克琦老师家登门拜年。而沈先生在知道他自己只能维持一个月生命后，2015年1月25日要求会见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；三人之中，我是唯一比他小一辈的人。收到通知的第二天，我便赶去医院探望。因为使用大剂量的镇痛剂，沈先生经常处于昏睡状态，精力已经大不如前了，但还是睁开眼看了看我。

沈先生于2015年2月17日逝世。我参加了2月21日举行的告别仪式，并以个人名义敬献了花圈。

这些关于沈克琦先生的点滴记忆，源于他留给我的难以忘怀的印象。在即将公开出版的个人回忆录《爱国敬德，一心科教》中，我用了很大的篇幅，来追忆、感怀沈先生在我求学、工作中给予我的无私帮助和倾力指导。